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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圖紙中藏著怎樣的“中國”

來源:文匯報 作者:王可達

沉默的文物背后,隱藏著一個怎樣的“中國”,承載著何種歷史文化記憶?

三件冷僻的古圖紙。它們或為地圖,或為測繪圖,分處不同時代、地域,卻都不僅僅是單純的景觀記錄,而是包蘊著遠遠超出地理的寄托,讓人們從中能夠窺見某個特定歷史時期中國的視野。

世界上最早有比例的這份銅版建筑圖,竟然還留下了可與圖版對照的遺跡

先民很早就意識到“圖”的重要性。而現存的“設計圖”,數量恐怕要比“測繪圖”少得多。因為每次規劃、每次設計只會產生一次“設計圖”,卻能不斷地產生“測繪圖”。

這也就是為什么,如果能找到一幅古代的“設計圖”,其意義將會無比重大——可以說,時代越早,就越是“不可能的任務”。如果這幅“設計圖”,不僅保存到今天,而且十分精密、科學,附有詳盡的文字說明,以至于能被我們釋讀;甚至,如果這圖規劃的工程,竟還有遺跡保存,可供與圖版對照,那更是奇跡中的奇跡了。1977年,在河北平山縣一個小山村中,就出土了這么一幅前所未見的“設計圖”。這就是現藏于河北博物院的“錯金銀兆域圖銅版”。

古圖紙中藏著怎樣的“中國”

這件銅版是中山王陵區的建筑規劃圖。它長近1米,寬近半米,厚近1厘米,最初從墓葬槨室中找到時,因大火焚燒和巨石壓砸而扭曲變形。隨著對它的清理和復原,人們發現這是一張工程設計圖。圖向與現地圖相反,上面為南,下面為北。圖版的中心部位,用金片嵌出五個享堂建筑的輪廓線,中心為王堂,兩側為哀后堂、王后堂和兩個夫人堂。它是迄今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有比例的銅版建筑圖,也是我國已經發現的最早的建筑平面規劃圖,為研究我國古代陵園建筑和建筑圖學提供了珍貴而準確的資料。

銅版中央標有一段詔書,大意是:國王命令“赒”去修建“逃窆”,要按照既定的規模去施丁;如果發現了問題,要及時處理。詔書還威脅道:違背命令者,不僅會被處死,還會牽連子孫。這里的“逃窆”二字,學者們解作“兆域”或“兆窆”,指的是這位王的陵園。圖上除了文字標記以外,還有許多輪廓線,用金銀鑲嵌而成。

圖版所出土的陵墓,編號為M1,是平山已發掘的戰國墓中最大的一座。此墓位于一座城址的兩側。發掘表明,此城可能是戰國時期中山國的最后一座都城“靈壽城”。M1中出土的銘文銅器表明,其墓主人,應該就是中山國王。這幅圖版,就與許多隨身飾品一道,安放在的槨室內。

中山國是春秋時期由北方少數民族白狄建立的。該國夾居燕、趙、齊之間,面積不大,兵力卻很強盛,雖然兩次遭到滅國,但又兩次復興。從前我們對中山國的了解有限,隨著這組墓葬的發掘,特別是在M1中出土了多件長篇銘文青銅器之后,我們對它的認識深入了許多。可以推斷,的埋葬大約是在公元前4世紀末,這也是中山國復國后較強盛的時期,所以,能組織起人力,為陵園作詳細的規劃設計。

兆域圖的繪制,如今看來可能平平無奇,但放在當時是了不得的手筆。首先,它是“平面圖”;換言之,這是幅真正的正投影圖,圖中不存在“近大遠小”,圖面的長寬,只取決于真實尺寸。這已是很高級的抽象了。其次,該圖雖然完全是用“輪廓線”組織起來的,但是,不同的線卻具有不同的線型,例如,用粗銀線表示墻體,用細銀線表示封土邊界,用寬金線表示享堂的范圍,這樣,給人以一目了然的“深度錯覺”。這種做法,可以說是相當“早熟”的——在后代的許多工程圖、建筑圖中,我們反而很難看到“分線型”的做法。倒是在現代工程制圖中,沿用了兆域圖的手法,成為定式。

當我們將圖文相對照時,能發現許多契合之處。比如,文字描述王堂、后堂邊長為二百尺,間距為一百尺,而在圖中,邊長正好是間距之倍。其實封土內各項尺寸比例,都能與文字吻合。可見,此圖是按比例尺縮繪的,而且,制圖者已掌握了可靠的作圖技術。那么,這個比例是多少呢?幸運的是,因為“王堂”(即M1)得以留存,而戰國尺也有出土的實物,核算的結果是,這個比例非常可能是1∶500。

遺憾的是,圖版中描繪的兆域最后未能全部完工。去世后不久,趙武靈王討伐中山,的子嗣逃亡齊國,兩年后就客死在了那里。之后不多久,中山國就消失在了歷史中。因此只有的“王堂”以及先于而死的“后堂”最終建成,然而,這些墓上享堂建筑也沒能屹立很久。Ml的槨室也遭遇過不止一次的盜擾,遺物大都被毀。但是,這塊錯金銀兆域圖銅版,卻奇跡般地躲過盜掘和大火,幸存到了今天。如今,在它歷經火烤而有些彎曲變形的表面上,依舊鐫刻著那場中山王的兆域之夢。

南宋《平江圖》碑:寄托長治久安愿望的這份石刻地圖,再現近千年前蘇州城水陸雙棋盤式面貌

蘇州碑刻博物館有塊特殊的南宋刻石《平江圖》。碑高2.84米,寬1.45米,碑額有陽刻雙龍環抱的陰刻“平江圖”三字,勾畫南宋平江府城(今蘇州)城墻內外情形的陰刻地圖構成碑心。對照圖中建筑與方志記錄,該碑成碑時間應在紹定三年(1230年),碑左下側勒有刻工姓名:呂梃、張允成和張允迪。

《平江圖》清晰地再現了平江城“大城套子城”的雙重城垣結構,被兩重城墻保衛的子城內坐落著平江府城的政治中心,子城城墻內部的建筑物包括平江軍府署、設廳、小堂、宅堂、教場等,其中主要建筑沿南北向軸線排布,是典型的衙署布局。子城與大城城墻之間的城市空間被棋盤狀的交通網絡聯系為一體。長安、北京等許多古代大城市的道路形態都以方正嚴整聞名,但平江城的這個棋盤網絡又與這些北方城市的路網系統有所不同,是由交錯的街道和河道構成的水陸雙棋盤式格局,在路網的節點有各式形態的橋梁連接河道兩岸的街道。

在《平江圖》內遍布的立面圖像中,我們能看到形似牌坊的坊表圖示,這65座坊表便是南宋平江城城市空間的索引。

中國古代城市研究中,中外學者著眼于唐宋城市作出豐富的論述,西方學者歸納這一時期的城市變化為“中世紀城市革命”,坊市之變是其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傳統研究基于唐宋兩代市場管理制度變化認為開放的市場和世俗的城市生活在宋代得以實現,并以“坊墻的倒塌”這一現象推論出“坊制崩潰”。

《平江圖》中的平江城正是漫長的城市變革中的一個切面:坊表作為道路方位的標識物仍然豎立;參照同時期的《吳郡志》可知商業在城市的多個區域分布,甚至形成行業集中區域;新的基層單位“廂”(宋代州府城市普遍實行以廂統坊)已經設置,在地名上留下痕跡(如“北一廂”)。在新的城市空間結構中,新的市民正要開始他們的城市生活——今天我們的許多文化遺產即將從此間誕生。

我們常默認一幅地圖是地景在平面上的投影,看一幅地圖有如從空中俯瞰。然而在《平江圖》中,平面的城垣結構和路網之間不乏立面的圖像表現:我們能看見城墻的磚縫、女墻的形狀、府衙寺觀的屋檐和立柱、高聳的重檐寶塔,甚至花木與山巒。這種同時展現來自多種視角的景象的表現方式令人聯想到透視法則并不甚嚴密的中國美術傳統,而中國的地圖傳統確與繪畫傳統脫不開關系。

古圖紙中藏著怎樣的“中國”

傳統上,中國的地圖中石刻地圖并不多見,而石刻城市地圖更少見。南宋的呂梃、張允成和張允迪受誰的指示刻出了《平江圖》?

北宋朝廷因金兵入侵南渡,最終行在臨安,宋金形成南北對峙的格局。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攻占平江府城,“吳中坊市悉夷為平地”(徐大焯《燼余錄》)。紹興四年(1134年),宋室正在漫長的南渡途中,在建康、紹興等城之后,平江成為高宗新的駐蹕之地,直到紹興七年(1137年),平江復為府治,而朝廷改都臨安。

雖一度成為首都級別的天子駐地,平江城在損毀后的大規模整治卻要等到紹定年間。郡守李壽朋在紹定二年(1229年)主持平江城的土木興修,并新作“壯觀視昔有加”的六十五坊和“規制視舊有加”的盤門等。《平江圖》所刻正是這次整治的成果。

不得不偏安一隅的南宋人留下了不少的石刻地圖作品,有《平江圖》《靜江府城圖》這樣的城市地圖,也有各種版本的《華夷圖》《禹跡圖》,甚至歷代《地理圖》。失土的焦慮和天下一統的愿望令南宋亟需代代鞏固天下觀念的教化道具,同時也需要關于地方政績和政權力量的政治展示。“禹貢學”、測繪方法的進展是地圖繪制的理論與技術鋪墊,各地府學則成為有效的施教場所。巫鴻在關于“紀念碑性”的論述中指出石頭與“永恒”相連,石刻是不朽的“提醒物”與“紀念碑”。

地圖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地景記錄,它們由人繪制、為人服務。今人能從街巷和山川間探查古代生活的印記,也可詮索當時人常有的超出地理的寄托。

明末《坤輿萬國全圖》:利瑪竇為中國“高定”的這份世界地圖,堪稱中西對話的源頭

在明末較為系統傳入的西學中,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所譯繪的世界地圖特別引人注目。就其傳播與影響來說,留存至今的利瑪竇世界地圖,首推《坤輿萬國全圖》系列。

在古人的眼中,世界是怎樣的?“中國”是什么?“中國”又與“世界”怎樣互動呢?

宇宙觀,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基本上是“天圓地方”或“天圓地平”的概念。中國古代對世界的認知則一直是中國中心論。

中國傳統的“天下中國觀”第一次受到挑戰,是明代西學的傳人。

16世紀,歐洲的海外擴張和陸上擴張第一個最明顯的結果是,人類的眼界前所未有地擴大了。地理知識不再局限于一個地區、一塊大陸或半球。整個地球的形狀首次被了解和繪入地圖。

歐洲的這些新鮮出爐的地理知識很快被傳教士們帶往了東方。利瑪竇來到北京后,于1602年秋編繪出《坤輿萬國全圖》。作為漢文世界中第一次世界面貌的展示,利瑪竇的世界地圖是明末清初中國士人瞭望世界的第一個窗口。它給明末中國士人帶來了聞所未聞的大量新的知識信息、新的繪制地圖方法和地理學新詞匯。

近代意義上的西方“地圓說”和地球經緯圖首先是由利瑪竇引入中國的。

為了讓中國人更清晰地了解地圓觀念,利瑪竇擔心橢圓投影不足以說明地球的事實,于是在世界地圖上特地加繪了兩個南北半球圖,并畫了南北二回歸線,南北二極圈線。相應地把氣候分為一個熱帶、兩個溫帶、兩個寒帶。

利瑪竇在《坤輿萬國全圖》中用中文介紹當時已探知的地球上的大陸。雖然當時他所說的“五大州”與今天的“五大洲”略有區別,但他畢竟最早把“五大洲”與“萬國”概念介紹到中國,使明末士人第一次看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整體面貌。

“五洲”“萬國”共存于同一個地球上,這不僅僅是地理觀念的革新,同時也是對“天下中國觀”的一個巨大的沖擊。16世紀歐洲人繪制的世界地圖,都把穿過幸福島的零度經線置于地圖的中央。利瑪竇在將西文世界地圖處理成中文本時,首先考慮到了中國讀者的接受度。他稍更地圖繪法,置中國于世界地圖之中。

古圖紙中藏著怎樣的“中國”

歐洲有在地圖上繪制動物圖像的傳統。明宮廷彩繪本《坤輿萬國全圖》上所見的23頭海陸動物是采用16世紀歐洲流行的以淡彩形式繪制的記錄繪畫。我們在《坤輿萬國全圖》中看不到普通馴養的牛、馬、羊、貓、狗之類的常見動物,陸地動物有犀牛、白象、獅子、鴕鳥、鱷魚和有翼獸等8頭,而繪在各大洋里的各種體姿的海洋動物,同樣也非國人所常見的鯰魚和鱖魚等類。出現在此本中的15頭鯨、鯊魚、海獅、海馬、飛魚等,都是傳統中國民俗生活中“年年有余”的吉祥《魚樂圖》中全然沒有的形象。

地圖繪制也是一種文化建構,是詮釋文化的一種方式,而跨文化的世界地圖的繪制過程則更多地包含著多種文本與文化脈絡之間的復雜對話。繪制者不僅需要與其源文本所屬的文化對話,也需要與其身處的文化環境進行對話。

《坤輿萬國全圖》參考和利用了大量中外地圖和中外文獻,從而使這一由歐洲學者首次繪制的漢文世界地圖在中國和中國周邊地區的地理知識表達的準確性和豐富性方面,遠遠超過了同時代歐洲人繪制的世界地圖,成為熔鑄中西知識系統的首幅較完整的世界地圖。并且,該地圖以易于為中國讀者所接受的方式,實現了與中國傳統知識進行對話的效果。法國學者魏明德認為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刻印堪稱“中國內部的‘哥白尼革命’”,并將之視為“中西對話的源頭”。

利瑪竇之高明,就在于他不僅通過《坤輿萬國全圖》給中國人介紹一種新的宇宙觀和世界觀,而且還企圖通過材料的選取與詮釋,以一種隱晦和曲折的方式表達他對中西文化的看法。平等的對話包含著對自居中心論的否定和對多元文化的認同。

(圖片來源于文匯報及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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