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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來源:中國書法雜志 作者:澳門最正規網投平臺編輯部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蘇軾 行書黃州寒食詩卷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離世前三個月所作的這首詩,不僅是其對個人一生仕宦浮沉的總結,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亦是對其一生書業之概括提煉。古代名士碩儒大多都歷經沉浮、飽受磨難;但正是在種種磨礪與磨難中,成就了他們。蘇軾的書法與其一生經歷息息相關,其行跡化育了他的心跡,而其心跡造就了他的書跡。茲遴選蘇軾部分書跡,以及當代學者對其書跡與經歷之研究,與讀者共享。

 


 

  蘇軾書法的取法與變法(節選)

虞曉勇

 

蘇軾家學深厚,學書十分勤勉,曾言:“方先君與吾篤好書畫,每有所獲,真以為樂。”又云:“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曹寶麟考訂此語是蘇軾早年所作)從他留下的諸多論書文字中,可以看到他對魏晉法書的敬畏以及對張、索、“二王”等前賢的追慕。蘇軾以“精穩”評《遺教經》、以“超然”題晉人帖、用“高逸”贊王獻之書,魏晉書法中恬淡蕭散、從容不迫的精神是他品評書法的重要標準。在《題王逸少帖》一詩中,他對張旭與懷素草書疾寫,故作姿態的方式,進行了批評。詩末云:“為君草書續其終,待我它日不匆匆。”何為“不匆匆”?即草書應從容不迫而書,這種富于林下之氣、蘊藉自然的魏晉書格是最為蘇軾贊賞的。蘇軾極推崇陶淵明的作品,也曾以陶氏詩風評價智永的書法,認為其“精能之至,反造疏淡。”“精能”是從法的角度,評價智永書藝之精妙,而“疏淡”即認為智永的書格達到了魏晉前賢恬淡自然的境界。

蘇軾對“鍾王”書法評價頗高,認為“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那在早年學書取法上,他是否受到了“鍾王”的影響呢?從現存文字資料中,可以發現不少其習覽“二王”法書的事例。從其二十二歲所作《奉喧帖》和三十二歲所作《自離鄉帖》等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鍾王”的痕跡。尤其是《自離鄉帖》與鍾繇的《白騎遂內帖》)頗為相似,“遂”與“動”字幾乎如出一轍。而《自離鄉帖》中的“敢”“安”“在”諸字,橫向舒展的筆畫以及略帶古拙隸意的捺畫收筆,顯示了鍾書的特點。此外我們還發現,蘇軾在豎勾、戈勾與豎畫的起筆,橫畫的收筆上采用了逆重的處理方式。所謂逆重之法即指起筆逆鋒重按的書寫方式,這種書寫方式與“鍾王”明顯不同。“鍾王”筆觸清簡而自然,不論輕與重、藏與露、轉與折,均是順鋒而為。而在蘇書中,逆回、逆藏的痕跡則很重,這種書寫習慣一直延續到他的晚年。這種筆法的形成,竊以為或更多因于唐人。從一定意義上說,對于魏晉與唐人書法的取法,蘇軾更偏于后者。他認為到了顏、柳,不僅融集了前代的筆法,更在此基礎上,“極書之變”,故此“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唐人開啟了一種新變的規范,這種規范無疑對于重思變的蘇軾更具有一種吸引力。

蘇軾對唐人書法的取法,一般會提到顏真卿、徐浩與李邕。黃庭堅《山谷題跋》卷九《跋東坡自書所賦詩》云:“少時規摹徐會稽,筆圓而姿媚有余。中年喜臨顏尚書真行,造次為之,便欲窮本。晚年乃喜李北海,其豪勁多似之。”這段文獻常為后世研究者反復引用,但如細究其中有兩個問題值得思考。其一,蘇軾學習顏真卿是否在中年(其卒年六十六,中年至少應在四十歲以上)?其二,時人與后人屢稱蘇軾學習徐浩,為何蘇軾本人并不認可?從蘇軾二十四歲所作的《奉喧帖》和三十歲的《寶月帖》(此帖是目前存世最早的蘇軾墨跡書作)中,明顯可以看到顏真卿的影響。如《奉喧帖》中“大”“奉”“書”“次”“意”等字的筆意均可見《爭座位帖》的影子,而《寶月帖》中“事”“及”“問”“勝”諸字的體勢也分明是顏體。所以從蘇軾的學書歷程看,他早年受到了“鍾王”與顏真卿的共同影響,顏字寬博的體勢、厚重含蓄的筆法,對蘇體的最終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至于“中年喜臨顏尚書真行,造次為之,便欲窮本”這句文獻的內涵,并不是說蘇軾到中年才學習顏書,而是講經過長時間的臨池積累后,他最為顏書清雄的氣質所吸引,在臨習中也更注重提煉顏書之“神”。須臾間隨便臨寫一下,便把顏書之“神”(“本”)展露了出來。對于取法徐浩的問題,一直頗富爭議。黃庭堅的題跋說得很清楚:“規摹徐會稽”。但偏偏蘇軾自己并不承認,他說:“昨日見歐陽叔弼,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謂似徐書者,非也!”不僅蘇軾自己不認可,蘇軾之子蘇過也是極意否定。他說:“(軾)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手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這是一段公案。按蘇、黃如此近密的關系,自然不會妄語,那為何他的觀點會與蘇家父子相抵牾?曹寶麟的觀點是很有道理的。他認為,這與黃庭堅對于徐浩的評價有關。

黃氏云:“唐自歐、虞后,能備八法者,獨徐會稽與顏太師耳。然會稽多肉,太師多骨,而此書尤姿媚可愛。……”在黃氏看來,徐浩寫得最好的也只是“姿媚”,而一般情況則是“多肉”。多肉微骨者為墨豬,而“墨豬”之誚正是蘇軾最為忌諱的。

文人書法最看重的是內含的精神氣質,無論其形質多么秀美華麗,如果落入俗格,那便無方可醫了。所以,蘇過在講“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之前,加上了一大段引語:“先君子豈以書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于胸中而應之以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態,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這段話的意思再清楚不過,即蘇軾的書法之美源自胸襟,具備一種至大至剛的氣象,絕非泥于嫵媚者可以比擬。但是氣象終究要通過形式呈現出來,蘇軾早期學書中的“徐書”痕跡也不難察觀。

蘇軾的書法能夠名耀青史,是由于他在人生的中后期做到了變法出新。在學書的歷程中,對前賢持敬畏固然很重要,但若要成為大家巨匠,重思變則更關鍵。蘇軾的變法,并不是鼓努而力的,它源于性情,因于文章,來自經歷與修為。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宋 蘇軾 行書寶月帖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宋 蘇軾 行書治平帖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宋 蘇軾 行書廷平郭君帖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宋 蘇軾 行書凈因院畫記帖(部分)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宋 蘇軾 行書致運句太博帖


 

蘇東坡《表忠觀碑》刻石考(節選)

文:[日]田上惠一

譯:段毅琳 堀川英嗣

 

    奏文寫于熙寧十年十月上旬,當時任徐州知州的東坡,日夜忙于治水。他在此之前曾是杭州的通判(副知事),那是在熙寧四年十一月到七年五月間,而趙抃第一次任杭州知州是熙寧三年四月到同年十二月間,所以二人在杭州的任職沒有時間上的重合。而實際上他們的關系可以追溯到成都時代。蘇轍的《太子少保趙公詩石記》中有這樣的記載:“轍,昔少年,始見公于成都,中見公于京師”(《欒城集》卷二四)中可見,趙抃從治平元年(一〇六四)十二月到治平四年(一〇六七)八月間,作為成都知州赴任中。治平三年六月時,為父洵服喪,軾和轍兄弟二人還鄉。據《宋史》趙抃傳所記載,趙抃和二人之師歐陽修也是舊知,其弟子二人的秀才之名名滿天下,因此不難推測他們之間有過交流。

    之后,喪事結束后,熙寧元年(一〇六八)十二月兄弟二人還都,在朝廷上又與前一年的九月開始作為參知政事這一政治中樞,活躍朝廷的趙抃會面。那時,朝廷上對王安石新法的實行議論紛紛,趙抃作為保守派勢力的頭領。對王安石新法進行了反駁,但是最終未能駁倒,于熙寧三年四月自愿請離朝廷,被任為杭州知州(第一次)。東坡也對王安石的新法逐一批判,成為新法黨的眼中釘,蒙受嫌疑,翌四年六月,宛如追隨趙抃一樣,自請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副知事)。此時,趙抃已移至下一任職地青州,二人沒有同時在杭州做官,但是反對王安石這一共同點上,更加深了二人的密切關系。

    如上可見,二人的關系是從成都時代開始,又經過在朝時代而持續著。東坡沒有提起過《表忠觀碑》的撰書是趙抃的委托,但是根據推斷,或許在元豐元年(一〇七八),東坡的文名已高,趙抃對東坡的尊重是一原因。而且東坡與吳越王錢镠的五世子孫錢藻(字醇老)等也很親近,東坡在錢氏的故地杭州在任三年通判,在此因緣下尋訪山河舊跡常詠詩文,也應該熟知錢氏墳廟的情況以及民眾的情緒,這些可以說是有力的證據。再加上他們敢于用彰顯忠臣這一古老的方法,對王安石一派標榜重建財政而進行的革新變法政策為主要著眼點,提出異議,遵守先帝之法,喚起忠孝這一精神論,在這一方面也可看出他們的一致之處。

    在此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表忠觀碑》的序文引用了趙抃的奏文,實際上很可能是由東坡所撰寫。那是因為,第一,趙抃的《清獻集》中所收集的奏議文中,沒有收入此文;第二,檢查刻碑的拓本,文頭是爵位冠名列舉之后,銘記為“蘇軾撰并書”。恐怕實際上,上奏文是如《續資治通鑒長篇》卷二八五的十月戊子上所引用的簡易又官方的文章,由趙抃寫下后,東坡在此基礎上加以潤色而成。

    對于作為宋朝臨朝執政的官員東坡而言,趙抃成為了他身邊的榜樣人物。換言之,東坡看到了作為官員的趙抃身上忠于主君的典型人物形象。東坡在《神道碑》中引用了這樣一段軼事。熙寧五年,蜀地不安,當時趙抃是資政殿大學士任青州知州,但是除他之外無人可勝任蜀地之職,神宗下詔趙抃,“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趙抃雖清楚其中的危險但痛快應詔“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

    建《表忠觀》碑的直接原因是為了修復錢氏的墳廟和彰顯錢俶的衷心,但其結果如碑文銘的末尾所記:

    龍山之陽,巋焉斯宮。匪私于錢,惟以犬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這定是東坡從趙抃那里學到的理念。由此來看,在完成此碑的元豐元年八月的前一年,上任徐州知州不久就遭遇了水患之時,東坡帶頭守衛城都與民眾,顯示出對皇帝的忠誠,可以說也是從趙抃的“為國愛人,掩其疵疾”中的學以致用。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宋 蘇軾 楷書表忠觀碑拓本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宋 蘇軾 行書次韻答劉涇詩帖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宋 蘇軾 行書續麗人行詩帖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宋 蘇軾 楷書遠游庵銘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宋 蘇軾 行書元神帖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宋 蘇軾 行書北游帖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宋 蘇軾 行書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詩帖
 

 

反叛與突變:蘇軾黃州時期書法(節選)

陳中浙

 

  蘇軾貶謫黃州的五年時間,是其一生命運、觀念發生大轉變的一段時期。這種轉變使得他在文學藝術創作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同樣,根據蘇軾現存書法作品來看,我們認為其書風的轉變也應當始自黃州。所以,突變期的作品是指蘇軾貶謫黃州的五年時間里,即從元豐三年(一〇八〇)至元豐七年(一〇八四)所創作的書畫作品

  促使蘇軾發生轉變的重要原因,乃是“烏臺詩案”對他產生的毀滅性打擊。這種打擊雖然可以促使其書風發生變化,但真正促使他脫離“形下”的“技法”,把書法提到“形上”的“文化”層次,乃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響。

  蘇軾是在元豐二年(一〇七九)七月二十八日被捕的,坐獄達四個月之久,于元豐二年(一〇七九)十二月二十九日才得以釋放,同時被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帶罪做團練副使。蘇軾被捕入獄是因為王安石一派指控他的一些詩文攻擊新法和諷刺時政。因有御史臺負責此案,御史臺又別稱為“烏臺”,故發生于當時的這一文字獄就叫做“烏臺詩案”。蘇軾在被押解上京途中以及獄中曾一度準備自殺,可見這一事件對他的打擊是很大的。我們從蘇軾出獄后寫的作品里,可以想見他當時的心態。

   最能反映蘇軾當時心境的作品,莫過于在被貶黃州途中所作的《梅花二首》了,史稱《梅花詩帖》。這是蘇軾存世作品中唯一可信的一件狂草書。從蘇軾對楷書的重視程度來看,他并不太喜好狂草。而且存世作品中為何不見其他狂草書,這本身也說明了蘇軾既不善于也極少以狂草形式來書寫。而這件作品的書寫時間發生在他出獄之后,我們認為這是蘇軾由對新法一派強烈不滿而來的壓抑、憤懣、悲涼的心情,轉化到生活上即是對一切產生了懷疑,轉化到藝術上即是對傳統的大膽反叛。

  與《梅花詩帖》相應,蘇軾還有一幅空前絕后的書帖,這就是作于元豐三年(一〇八〇)二月,剛到黃州寄居定惠院之東時所寫的《定惠院月夜偶出詩稿》。這件作品的獨特之處是整幅作品不修邊幅,修修改改、涂涂抹抹,點畫一片狼藉,宛如亂草叢生。這種書風也正好應證了作品內容所反映的蘇軾剛到黃州時那種驚恐、落寞的心境。

    另外,還有一件楷書作品《前赤壁賦卷》也可以說明蘇軾的反叛精神。這件作品的內容作于元豐五年(一〇八二)七月,寫于元豐六年(一〇八三)初,這也是蘇軾到黃州的第三個年頭。

  我們認為蘇軾的這三件作品可以說在他的整個作品中處于一個分水嶺的位置,是其作品發生突變的重要標志。因為這些作品成了他由晉人“風味”之礙逐漸轉為通體透達的征兆,由刻意摹仿的“外求”表現轉為真正“抒情寫意”的“份內”行為的必經過程。而這一切的“突變”之所以可能,除了外在諸如失意、痛苦這些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乃是佛教思想對其產生的影響。

  《黃州寒食詩帖》是蘇軾在元豐五年(一〇八二),即到黃州后的第三年所寫的一件行書作品。相比于上一節談及的幾件反叛之作的“激動”,這件作品顯得平和、規矩,并且已經屬于逐漸遠離刻意摹仿、真正關于“份內”的“抒情寫意”之作,也是目前存世作品中最為精彩的墨跡之一。蘇軾在這兩首詩里,清楚地描述了自己當時落魄潦倒的困苦窘境,與被監視的無奈以及對家鄉的思念之情。這種心境為他以書法的形式進行“抒情寫意”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契機。但是這種契機再也不會給他帶來只是一味地“激動”創作,我們認為這與蘇軾這一段時期的虔誠向佛有關。原先因失意而引起的“激動”經過佛教思想這一層的過濾,得到的便是另一種帶有追求空闊無礙的平和心境。這一點,《黃州寒食詩帖》所表現出來的書風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這一時期,蘇軾以尺牘小品形式出現的作品有很多,以下分為兩大類討論。

  第一類是短信、便條。以《京酒帖》《啜茶帖》(《一夜帖》《覆盆子帖》《久留帖》《屏事帖》等帖為代表。其中《京酒帖》《啜茶帖》都是寫給杜道源(生卒年不詳)的短信。

  第二類是字數較多的長信。如寫于元豐四年(一〇八一)的《新歲展慶帖》與寫于元豐四年(一〇八一)至元豐六年(一〇八三)之間的《人來得書帖》。這兩個帖子除卻章法上靈活多變之外,最明顯的一個特征是尚有“準備期”的《蘭亭》情結。《新歲展慶帖》是蘇軾來黃州后第二年寫的一件行楷尺牘,可能是屬于剛剛脫胎換骨的緣故,因而筆鋒外露,略顯銳氣。而《人來得書帖》在這一方面就比《新歲展慶帖》顯得厚重質樸。但是就筆觸間透露出來的氣息看,這兩個帖子基本上已經達到了“放心而為”的境地。這一點與《黃州寒食詩帖》甚為相似。

  我們認為蘇軾對待這些尺牘的心境,乃是無意而為,隨興而書,沒有一定的法則,即就所謂的“法無定法”,故而顯得輕松活潑、妙趣橫生。另外,相比于宋代其他書家乃至元明清流行的尺牘信札,蘇軾的信札形式多樣,豐富多彩,長短句節奏不一,章法錯落有致,使得件件不同,讀之不厭。在我們看來,蘇軾的尺牘作品之所以件件都是精品,或許與他深受禪宗“佛性論”思想的影響有關。即體悟自性,佛無處不在,“挑水砍柴,無非妙道”的禪理,對蘇軾書寫時形成的“放心為之,隨處寫去皆為佳作的心境”有很深的影響。根據蘇軾在黃州期間對參禪研佛的熱衷程度來看,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蘇軾 行書啜茶帖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蘇軾 行書京酒帖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蘇軾 行書吏部陳公詩跋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蘇軾 行書職事帖

 

蘇軾的行跡與心跡(節選)

楊吉平

 

蘇軾在作古三月前曾賦詩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不只是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更是對苦難隆恩的戴德。“黃州、惠州、儋州”皆為蘇東坡貶謫受難之地、抽筋折骨之所,自然也是成就他平生功業之所。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古代的名士碩儒大多都歷經沉浮、飽受磨難;但正是這種磨難,成就了他們的不凡。蘇軾正是這些名士碩儒中的一員。作為書法家的蘇軾,其行跡化育了他的心跡,而其心跡又造就了他的書跡。蘇軾的行跡是苦澀的,但由此產生的書跡則是美好的,這種美好如清風明月,純潔而永恒!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蘇軾 行書一夜帖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蘇軾 行書屏事帖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蘇軾 行書久留帖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的書法及其行跡
 蘇軾 行書春中帖

 

雪堂墨染百家書

——蘇軾論硯與墨(節選)

解小青

 

    《東坡文集》載有硯銘二十八則,每一則都筆觸精準,切題而發。蘇東坡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的主要代表,天骨開張,無論長槍大戟的鋪陳揚厲,還是短匕小刃的精準打力,都縱橫如意,字字珠玉。硯銘對于他來說,無疑屬于后者,言簡意賅,雅意深致。

    蘇軾硯銘,細膩深情,卻不妨礙其超邁意境;審音用字,句法調度,讀來非常舒服,不見其晦澀幽峭;行文之間,娓娓道來,不見其生掉書袋。朋友得佳硯,往往求銘于軾,如米黼石鐘山硯銘、黃魯直銅雀硯銘、王定國硯銘、周炳文瓢硯銘、陳公密子石硯銘等等,敘物賦情、言志載道,皆得心賞。“古今佳硯,固貴質美工良,而鑒賞品題,因人增重。”這是《西清硯譜》序言句。一方小小的硯臺,傳世而不朽,歷劫而如常,實用意義之外,承載更多的是其寓意。首先,石質堅澤如玉,石之美者謂之玉。《禮記·聘義》曰:“君子比德于玉”,引發后世“以硯觀德”的傳統,玉德金聲,一寓于斯。蘇軾《端硯銘》曰:“匪以玩物,維以觀德。”其《王平甫硯銘》曰:“中和所熏,不水而滋。正直所冰,不寒而澌。”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于片石上稍稍加磨治而已銘曰》:“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而其德則正,其形天合。其于人也略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這里既可見蘇軾之儒學境界,亦可體會其以硯鑒人、以物名志的心意。正如《菜根譚》所講,“人生只為欲字所累,便如馬如牛聽人羈絡;為鷹為犬任物鞭笞。若果一念清明,澹然無欲,天地也不能轉動我,鬼神也不能役使我,況一切區區事物乎?”人有好物之癖,但不可為物所累;作人更是,要如玉之潤、硯之堅,不可為俗世所役。硯,離不開使用者,所謂“允也其物,展也其人”,斯人斯物,皆帶深情。蘇軾硯銘中常常表達出睹物懷人的感念之情,如《鄧公硯銘》:“思我魏公文而厚,思我鄧公德而壽。”

    軾友王鞏(定國,約一〇四八—一一一七),魏國文正公之孫,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故為其作此銘。蘇軾因“烏臺詩案”下獄時,王定國亦受到牽連且被貶得最遠。蘇軾《王定國詩集敘》曰:“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五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

    內疚之誨,卻不妨礙兩人高情逸志,王定國清平豐融,很是感染蘇軾。蘇軾作此銘,懷想先德令名,想來亦是對定國和自己的堅定激勵。王定國曾感慨:“子瞻今去國萬里,然與研俱乎?紹圣乙亥春至廣陵,吳說以筆工得子瞻書《吳研銘》,覽之悵然。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為耐久。何日復相從,以研墨紙筆為適也!”心心念念,真知己之言。

    蘇軾還善于發掘新硯,為硯命名,如“鳳咮硯”:“太原王頤以為硯,余名之曰鳳咮。然其產不富。”軾言此硯質“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此硯一經蘇軾發現,“坐令龍尾羞牛后”,名聲大振。再如丹石硯,軾言:“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余蓋知之。”之于人,遇與不遇,冥冥之中,亦是天緣。蘇軾《天石硯銘》序中講述了一方受之天成的傳奇硯:

    軾年十二時,于所居紗縠行宅隙地中,與群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里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顧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賜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

    元豐二年(一〇七九)秋,蘇軾因“烏臺詩案”獲罪,家眷流離,書籍散亂,后貶黃州,想著這方硯早已不可復得。不料想,“(元豐)七年(一〇八四)七月,舟行至當涂,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讀來感人,一硯傳三代,質小任重,是“文脈”的傳承。

     與墨為入,與水為出。硯之于墨,如鳥之雙翼。佳硯遇良墨,才能沉著飛翥兩兼善。蘇軾對墨的精究,自然也在意料之中了。

    蘇軾自言:“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雖有百挺,一見佳墨,仍心癢難熬。《書求墨》帖云:“吾有佳墨七十丸,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鄉友石揚休(昌言,九九五—一〇五七)平生好殖財,蓄藏李廷珪墨,不許人磨,蘇軾戲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軾《書石昌言愛墨》記:“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為好事者之戒。”

    人不磨墨墨磨人,文人的一生時光盡消磨其中:“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發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瓶應未罄罍先恥。”文人筆墨,縱有“列屋閑居清且美”的享受,更感其“寒窗冷研冰生水”之清苦寂寥。

    蘇軾賞墨,強調要有“光”:“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為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為佳也。” 

    視墨如人,要有光,才能顯出神采。好墨堅如角石,叩之朗然,年越久而光彩如新,膚理堅密,芳馥如射。有典籍記載,蘇軾還曾自創墨法。宋人何薳(一〇七七—一一四五)《記墨》云:

    近世士人游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韋仲將、張永所制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制,亦以意加減,指授善工而為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

     宋代詞人葉夢得(一〇七七—一一四八)《避暑錄話》卷二載:“宣和初,有潘衡者賣墨江西,自言嘗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爭趨之。”潘衡,金華人。善制墨。蘇軾嘗云,潘衡初來儋耳,起灶作墨,得煙豐而墨不甚精,因教其遠突寬籠,得煙幾減半,而墨乃彌黑,其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正因為收藏愛好的“平常心”,蘇軾論墨,也頗有生活趣味。他常常將“墨”與“茶”本不相干的兩物拿來作對比。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物轉顛倒。其《書茶墨相反》言: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為貴,墨以古為佳,又相反矣。茶可于口,墨可于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蘇軾還曾與司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討論此事。《記溫公論茶墨》載: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丑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為是。

    其中深意,不言而喻,讀來依然令人感懷。再回到李公擇,他搶人墨,但遇到新奇者也會贈予蘇軾。軾《記李公擇惠墨》言:李公擇惠此墨半丸,其印文云“張力剛”,豈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麗使者。其墨鮮光而凈,豈減李廷珪父子乎!試復觀之,勸君不好書,而自論墨拳拳如此,乃知此病吾輩同之,可以一笑。

    當時不僅高麗,日本亦有墨,如柿蒂形等等。可見,制墨工藝在宋代已經不限文人之間,即使不擅書法的高麗國人,也在“論墨拳拳”。不由得使蘇軾聯想到身邊那些不懂而好之者,忍不住一笑。從另一個角度看,可知“文房四寶”作為傳統文人文化精粹,經過五代南唐,至宋代達到巔峰,崇尚文玩之雅趣成為傳統文人生活和交往中“身份”的象征。

    葛延之拜謁東坡時,東坡曾講:“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后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不獨作文之要,此亦東坡之藏鑒觀。再大而思之,世間萬物,豈不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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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及圖版均選自《中國書法》2020年第1期,文章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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